闲来翻旧史，一说到洛阳，总绕不开两个“贵”字。

　　一个是汉灵帝时的“洛阳驴贵”，一个是西晋左思时的“洛阳纸贵”。这两“贵”隔着百余年的光阴，如今读来却像一碗温茶里的两片叶子，一片沉底，带些苦涩；一片浮面，飘着清香。说起来，它们更像两味儿药，只不过一味是穿肠的“毒药”，一味是养人的“良药”。

　　东汉末年的洛阳城，日子早没了以前的安宁。汉灵帝刘宏本不是什么根正苗红的继位者，是宦官们从皇室远支里挑出来的木偶。朝堂上的事，他说了不算，索性就不去想了。偏偏这人好玩，某天见了驴子，倒觉得比那些只会念叨“社稷安危”的大臣有趣多了。驴子能拉车狂奔，不会在耳边聒噪，毛色油亮，看着也讨喜。

　　于是，皇宫里便养起了驴。皇帝兴致来了，亲自驾着驴车在御花园里兜圈子，车轱辘轧过石板路，咕噜咕噜响，他倒像个市井里的纨绔子弟，笑得没个正形。这事儿传到宫外，洛阳的王公贵族哪有不跟风的？先前骑宝马良驹的，隔天就把马厩腾出来养驴，出门必驾驴车，仿佛谁家的驴更肥、更精神，谁家就更有脸面。

　　驴价就这么涨起来了，到后来竟比保家卫国的战马还贵。这驴贵的“毒药”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渗进了王朝的肌理。城郭里走一遭，满耳朵都是驴叫，“呃啊——呃啊——”，此起彼伏，倒像是在给这个王朝唱挽歌。

　　灵帝还不满足，又想出新花样，把大臣的朝服扒下来套在狗身上，让狗戴着官帽，摇着尾巴从金銮殿上走过。满朝文武站在底下，有的憋红了脸不敢作声，有的还得陪着笑，心里头那点体面，早被这荒唐事碾得稀碎。

　　更荒唐的是，宦官们见皇帝不管事，竟把官职拿出来卖。曹操的父亲曹嵩，一出手就是一亿钱，买了个太尉的名分，成了三公之首。这官来得如此“便宜”，上任后哪有不盘剥百姓的？灵帝看着国库的银子多了，还以为自己有经济头脑，却不知那些银子里，浸的全是老百姓的苦水。这“毒药”越喝越烈，早把王朝的根基蛀空了。后来，黄巾起义的烽火烧起来，人人都说那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可早在驴价飞涨的日子里，已埋下这个王朝最后的结局。

　　再后来，到了西晋，洛阳城又出了桩新鲜事——“洛阳纸贵”。这“纸贵”，便是那味能滋养世道的“良药”。这事儿跟一个叫左思的人有关。左思长得不怎么样，说话也笨嘴拙舌，可写文章却有股犟劲。他要写《三都赋》，便闭门谢客，案头堆的全是典籍，连家里的厕所里都摆着笔砚，生怕哪天突然想出个好句子，转头就忘了。就这么熬了十年，《三都赋》写出来了。

　　文章一问世，洛阳城里的豪门子弟先动了心，争着传抄，普通文人也跟着凑热闹，你要一张，我要一沓，城里的纸张一下子就不够用了，价格也跟着往上涨。这涨价的纸，跟灵帝时涨价的驴可不一样。纸里浸的是对才情的敬重，是对好文章的稀罕，是一个时代还能辨得出“真金”的体面。这“良药”入口，连空气都变得不一样了——走在那时的洛阳街头，听着人们谈论《三都赋》的声音，连风里都带着文化的气息。

　　如今，再回头看这两桩旧事，心里总有些感慨。灵帝的驴贵，是“毒药”，贵得荒唐，贵得让人心里发慌；左思的纸贵，是“良药”，贵得有底气，贵得让人心里踏实，品起来，才见文化的重量。

　　一个社会，要是喝了驴贵那样的“毒药”，人人都把心思花在声色犬马、巧取豪夺上，就算有再坚固的城墙，也挡不住众叛亲离的结局；可要是服了纸贵这样的“良药”，上上下下都尊重文化，把才情当回事，把创造看得比投机钻营金贵，那日子自然就有生气，有奔头。

　　历史，从不会原封不动地重复，可人性里的那些弱点，那些好的坏的念头，总在时光里兜兜转转。洛阳城里的驴和纸，早就化作尘土，可那两味儿“贵”背后的世道人心，却像老茶桌案上的纹路，清晰得很，值得每个时代的人，慢慢摩挲，细细掂量。（来源：洛阳晚报 配图：徐阳光）